她的报道犹如号角，唤起工农千百万；她文如弹药，笔如刀枪，生动记录苏区风云，成为党史专家研究苏区历史的珍贵资料。

　　走进江西瑞金叶坪布展一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，当年的《红色中华》报刊发的一篇篇报道、一张张图片，再现了中央苏区那段血与火的峥嵘岁月，传递出一股至今依然奔腾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　　“我也害过坐板疮、烂腿症，写稿子、走路，都非常吃力。每天流出的脓、血，粘贴在裤子上，很是疼痛。”曾任红中社编委的任质斌在回忆文章中介绍，由于人少事多，只好趴在床上改稿子或编写稿子。后来他实在支持不住了PP电子网站，只好写信向军委卫生部的同志要了药物注射，才逐渐痊愈。

　　患上坐板疮、烂腿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细菌感染，那时的苏区卫生条件差，药物紧缺，痢疾、疟疾和疥疮肆虐。红中社的同志们相继染上疟疾。

　　1931年至1932年，中央苏区曾集中暴发传染病，涉及范围很广。在1932年11月21日《红色中华》刊登的《江西省苏报告》中详细介绍了苏区各地的疫情，如宁都县数月患痢疾达1300余人，兴国县6月至7月间发生瘟疫死亡40余人……处在当时战乱环境下，苏区的干部群众不仅要和敌军艰难作战，还要与疾病战斗。

　　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，初创时期只有几个人、几张桌子，和《红色中华》报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。旧址内有一座微雕模型，油画背景加上9位姿态各异的微雕人物，还原了红中社编辑部的场景。

　　当年，红中社编辑部最多时也只有10来个人，他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很少休息，除采访、写稿、译电外，还兼刻蜡纸和校对，常常面临人手捉襟见肘的局面。

　　“每星期六下午，从瑞金骑马去叶坪，在县城东北，相距约10里……发病的时候，也得去叶坪，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。”这是红中社早期负责人李一氓的回忆，他平时在中央政府大厅做编写工作。

　　随着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和“围剿”日甚，中央苏区的食盐、布匹、日用百货都陷入紧缺状态……要得到这些如今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，在那时却成了奢望。

　　红中社工作人员在每人每天仅有半斤糙米的情况下，依然主动节约粮食和伙食，每天仅吃两餐杂粮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荒种菜，还将自己的被毯、衣服甚至微薄的津贴，毫不犹豫地捐献出来，送给前方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。

　　虽然《红色中华》报办报条件简陋，影响却很大，发行数量一度超过国统区的《大公报》。

　　在《红色中华》报百期纪念时，当时的领导同志特别提出：《红色中华》报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，值得全苏区的党政工作同志学习！

　　是什么样的信念，让他们在缺衣少食的日子里，甘愿忍受困顿的生活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？

　　红中社旧址陈列着一张被烧毁的《红色中华》报纸残页，常常有很多游客驻足。这是红军长征出发后，瞿秋白等人在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《红色中华》报，给敌人制造了中央和主力红军没有转移的假象。最后瞿秋白被捕牺牲，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悲壮的一页。

　　他们既是新闻人，更是革命者。他们的理想烙印在《红色中华》报的铅字当中——“建立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，才是民族解放唯一的出路。”

　　《红色中华》报的新闻写作坚持通俗化方针，要求做到苏区每一位群众都能看懂。

　　翻开报纸，许多短小精悍的稿件表达通俗生动，却饱含真情实感，散发着质朴清新的魅力。

　　在《红色中华》报的编辑看来，可以这样写通讯：“只要你用质朴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闻事实有条理地写下去，那就保你写得括括（呱呱）叫。”

　　就像通讯员成紫玉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发表的这篇体育报道：“昨（二十二）日演习阅兵毕，午后一时许有红大，特校，军委无线电联合球队与国家保卫局篮球队大战于阅兵场，联合队出场的勇健儿，都是那一班素负能手的老将……这场篮球战真所谓‘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’，在球场里身飞足舞似马奔腾，那传球的妙术，直使围场的观众，不绝喝彩。”

　　这篇报道生动活泼，画面感十足，把当时运动场上热闹而又充满激情的场景呈现在读者眼前。

　　即便是记录“反围剿”战斗这类题材的新闻，报道也在字里行间融入生动的元素。

　　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：“黄陂红军势甚活跃，国府已令鄂省李鸣钟、皖省邱盛宜、豫省张钫三省围攻云。”乍看之下，危机重重，但文尾却又加上了一句旁白，“又来送子弹”，尽显面对强敌时的无畏，透出豪迈之气。

　　为了增强宣传效果，提高工农群众的艺术兴趣，《红色中华》报的副刊《赤焰》应运而生。

　　“不是一小颗火星，不是一点子曙光，这是漫山遍野，势如燎原，到处都是的赤焰……”1933年4月23日，《红色中华》报这首题为《到处是赤焰——纪念今年的“五一”》的长诗激情澎湃。

　　随着副刊的开设，《红色中华》报的稿件体裁、文风变得更加丰富多样，苏区群众能阅读到各式各样的话剧、诗歌、小说等。

　　《红色中华》报的副刊上，还发表了《送郎参军》《红军打胜仗》等小调歌词，歌词通俗，即便没有谱也可照民歌典谱填词，好听好唱，群众熟悉，很快能流传。

　　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。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，展出了一份1934年9月8日《红色中华》报刊发的《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》的报道，号召群众在10月10日前捐赠20万双草鞋。

　　1934年1月31日，《红色中华》报（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）第5期发表了同志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的讲话，答案直观明了——在他看来，解决群众的盐问题，米问题，房子问题，衣问题，甚至生小孩子的问题，解决群众一切的问题，如果这样做，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苏维埃，把苏维埃当作他们的生命。

　　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“耳目”“喉舌”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宛如一部生动的史书，记录下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她的许多报道沾泥土、带露珠，充满了来自一线的内容。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她是“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”“全苏人民的喉舌”。

　　例如，报纸刊发的《武阳区印象记——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》，是一篇走基层的典型稿件，其中写道：“在武阳区，我们看到麦子长在新开垦的荒土上……获得了土地的农夫农妇，牵着牛儿，肩着耕具，一队队地走到田垅里去。”

　　铅字里有鱼水深情。通过1934年7月21日的《红色中华》报，我们得以了解正是在苏区干部和群众携手努力下，中央苏区渡过困难时期：“我们这里，虽然处在国内战争的环境中，虽然今年天气亢旱，但是因为苏维埃政府领导革命战争保护苏区，因为苏维埃政府提倡和指导了春耕运动，开垦了荒田，兴发了水利，解决了人力牛力……今年的收成是好过了去年。”

　　除了红军帮助群众春耕秋收、兴修水利等生产劳动的新闻，《红色中华》报还报道了文化、教育等领域和群众密切相关的消息。

　　1934年4月至5月，《红色中华》报连载了李伯钊撰写的《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》，记述了中央苏维埃剧团下乡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的场景：

　　“在逢市公演那天，田野外的小道上，一队一队的妇女们，有的穿了较新的衣服，有的穿了大花鞋，小女孩打着鲜红的辫子，有的抱着孩子，年老的扶着拐杖，喧喧嚷嚷：‘喂！大家去看中央来的文明大戏，蛮好看咯！’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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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每逢群众较集中的赶圩的日子，苏区的剧团常常前去演出，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，而对《红色中华》报来说，为人民而呼是她与生俱来的使命。

　　《红色中华》报创办百期时，张闻天刊文说PP电子网站，《红色中华》报的诞生是在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之后，她是苏维埃政权下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喉舌，她是同群众的生活不能分离的。

　　当年的苏区干部群众，虽身处偏僻山村，却目光如炬，见识不凡。他们在努力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同时，放眼全国、环顾世界。

　　那时，“美国财政亏损”“南美玻利维亚与巴拉圭激战”都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就连北极小镇伊加卡的极昼极夜也为人所知。

　　为了让苏区干部和群众能了解国际时事，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开设了“国际风云”“世界零讯”“国际时事”等栏目，几乎每期都刊载国际新闻。

　　他们为何如此重视国际报道？《红色中华》报《发刊词》一语道破缘由：“使工农劳苦群众，懂得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。”

　　苏联是《红色中华》报关注最多的国家，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生活等各个领域。彼时，苏联成立不过十余年，《红色中华》报满怀着热情与好奇，注视着这个亲切又遥远国度的一举一动。

　　“在北西伯利亚，有一座位于北极圈内的名叫伊加卡的小城，那里生活着三十多个民族，夏季河流开冻之时，小轮船行驶十四五天就能到达，冬季则是漫漫长夜，温度能下降到零下六十摄氏度。”

　　1933年1月，《红色中华》报一则消息，向读者介绍了伊加卡的情况。那时，北极对苏区群众来说，已不再那么神秘，“北极”一词在《红色中华》报上共出现15次。

　　传递国际消息，无线月，原在中革军委总部电台第六分队工作的岳夏，受命建立“红色中华新闻台”。新闻台建立后，能够直接抄收的国际消息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。《红色中华》报较多转载塔斯社、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稿件，内容多关乎莫斯科、伦敦、华盛顿这三大信息中心。

　　《红色中华》报尤其关注邻国日本的动态，多报道日军的侵华动态及宣传国内的抗日运动。即使在中央苏区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败，局势如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之时，她依然牵挂着“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华北满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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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红中社旧址内抬头仰望，一方蓝天镶满这栋客家农舍的天井，这是革命火炬曾经熊熊燃烧过的天空，湛蓝而高远，也让我们对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有了更加直观、真切的感受。

　　《红色中华》报的历史恰似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，理想和信仰是她的底色，每一笔每一划，都书写着理想与情怀。

　　回望岁月的长河，那些在病痛中依然坚持采写新闻的身影，那些充满温度和力量的文字，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，永远值得怀念和铭记。（记者李兴文 赖星）